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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仙丰碑(第2期)——医海人生黄绍良

一、渴望知识

黄绍良出生于梅州地区平远县一个比较贫困落后,而又山清水秀、美丽小山村。他回忆说:“我在这美丽的山村度过了快乐幸福的童年及少年时光,但是我的人生也有不幸。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祖父也死得早,留下祖母、母亲及我,一家祖孙三代务农为生,这样的家庭在解放前是受人欺凌的。”

客家人有耕读传统,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也是黄绍良母亲唯一的梦想。初中毕业后,按黄绍良的家庭背景,应该是考取就近中学。年轻人都喜欢新生事物,好高骛远,走出小山村。1954年全省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县(市),设立多个完全高中的中学,当时梅县高级中学是其一,梅县是有名的文化之乡(侨乡),该中学师资雄厚,又是学俄文,黄绍良便考取了这一学校。三年的高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开了眼界,但是苦了自己的母亲及祖母。

梅县离家五六十公里,因着家庭经济不好,七、八位同学从天未明走山路,到学校已是日落西山。为了省钱,黄绍良的母亲也每一、二个月挑五、六十斤大米等送到学校,妈妈的辛劳圆了黄绍良人生的第一个梦!

从懂事起,祖母就给十分疼爱黄绍良,祖母的一言一行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祖母是一个勤劳、刻苦、吃尽苦难的老人,也是一位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赤脚医生”,她懂一些草药功效,会“刮痧”,更是义务接生婆!无论是三更半夜、刮风下雨,寒冷刺骨的冬天,随叫随到。新生儿“洗三朝”时带回一只用过的咸蛋算是酬劳外,别无所求。当然也是黄绍良高兴的时刻,祖母为民服务、默默奉献、无怨无悔、不求索取的精神,获得了村民对她的敬重,也多少影响了黄绍良的人生,使他走上了医学的道路。

 

二、五年寒窗中山医

黄绍良读书时,中山医学院是一所有名气的高等医学院校,享誉港澳及东南亚。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许多国内名教授及名医,更有当时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柯麟老院长,医学教育管理为国内一流。当时中山医学习安排是‘一二九’制,即是九个月学习,放假两个月,劳动一个月。一个月的劳动是安排校外体力劳动,譬如到东山沼泽地挖湖,成了今天的东山湖;到芳村修铁路,到白云机场(旧)旁的白云山脚种树,去郊区农村(公社)下农田插秧等重体力劳动。这样可以接触农村、了解社会。

黄绍良回忆说,在学校,“九个月”的功课学习氛围很浓,搞“三基三严”,除了上课、做实验,有空就是复习功课,医学专业学的专业课共32门,每门课结束都要考试,分笔试和口试,口试最紧张,面对三个老师,抽题,当即回答,老师提问,如临大敌,有些同学特别紧张,都“尿裤”了。为了准备考试,复习功课“开夜车”,“唱东方红”! 回忆到此处,黄绍良笑着说:“我可不行,睡觉第一,唱不了‘东方红’!我比较内向,也没什么专业特长,特别是寒暑假又回不了家,我们一群经济拮据的同学,组织参加学校有报酬劳动,推大板车运沙。”

大学毕业后,黄绍良被学校分配到了中山二院,从此他与二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年中山医学习,对于黄绍良而言是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回忆过去的学习时光,黄绍良说:“我是认真的、刻苦的、没有虚度宝贵的大学时光。”

 

三、临床与科研之路

对于临床和科研,黄绍良说:“作为医者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不能为病人解除痛苦,祛病延年,甚至无法救人一命,眼睁睁地看着鲜活的生命离去,看着病人家属的焦虑、悲伤,医者显得多么无奈!这是一个临床医生时刻面对的现实。你可以按常规已有的诊治方案进行医疗活动,也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实践中慢慢积累经验,发现问题,把‘问题’作为临床研究对象(课题),不断解决问题。”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对小儿血液病研究,黄绍良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新生儿黄疸病因”,当时住院的新生儿黄疸病例不少,但除了“ABO溶血病”外,其病因知之不多。重症者导致“核黄疸”,非死亡则留下“脑瘫”后遗症。黄绍良经过临床及有限的实验资料,在一次广州市学术讲座上,提出G6PD缺陷是广州地区新生儿黄疸的主要病因,并为更多的实验调查证实。该课题获得1978年“文革”后首次全国科学大会奖及1979年广东省科学大会奖。

黄绍良也由此扩宽了临床研究视野。将研究范围扩至广东地区常见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小儿地中海贫血及G6PD缺陷病)。他与同事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流调及临床研究,基本认清了小儿G6PD缺陷与感染(特别是病毒)相关的溶血表现特征,以及G6PD相关的慢性非球形细胞溶血性贫血的不同临床类型。同时在中山市进行血红蛋白病(含地中海贫血)流调及本院出生新生儿脐血α-地中海贫血的实验普查 ,血红蛋白E病的临床及结构分析。与中科院合作,发现了首例中国人Hb-Russ。上述研究成果获卫生部甲级科技进步奖,“广州地区溶血性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获1988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临床工作是科研的最大平台,即使门诊工作也不例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黄绍良在门诊工作近八年,儿科门诊病种比较单一,90%以上是呼吸道疾病,不用说科研,提高业务水平都不易。小儿喘息性疾病是当时门诊常见多发,又难于根治的疾病,给患儿及父母带来了许多困扰。因此,黄绍良及同事决定选择这种小课题,设立小儿哮喘门诊。并与基础学院李树浓教授合作,进行小儿喘息性疾病的免疫机制及免疫治疗临床研究,先后有四个课题获省卫生厅基金资助,也培养了多个学生成为呼吸专业的骨干。由此黄绍良开始了与李树浓教授长达近三十年的科研合作,实现了临床与基础的优势互补。

黄绍良说:“在科研道路上,我要感恩的第一人是李树浓教授,他知识渊博,基础厚实,科研创新思维活跃,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他是我的老师又是科研路上的合伙人,是我实验血液学、免疫学领域的引路人。”

 

四、执着追求,勇往直前

黄绍良说:“有哲人云,‘在科学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那些在崎岖的小道上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们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我没达到那个“顶点”,但我深有感受!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科研的大环境、小环境都不大好,满途荆棘,处处暗礁,防不胜防。我很羡慕今天的科研工作环境!”

“在临床工作中,我不断积累经验,逐渐了解、认识了许多疾病的表象,掌握处理疾病的临床能力,但更多的是不了解某种疾病的本质,治疗更是无能为力!” 黄绍良说,“在血液病领域,常见的白血病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孩死亡率极高,既不了解其发病机制,更无有效疗法可以挽救孩子的生命!面对临床病孩的种种现实,作为一名负有救死扶伤天职的医生,我时刻想的就是能为病孩做点什么。”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小儿白血病的治疗正处于探索阶段,北京儿童医院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黄绍良所在科室也在用一些国外化疗方案治疗小儿急性淋巴白血病,但疗效不好,患儿都活不过2~3年。当时黄绍良接诊了一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小男孩。为了防止复发,黄绍良决定试用经化疗诱导缓解后大剂量氨甲蝶呤清扫治疗,当时在国内还未普遍使用,更多是实验研究资料,同行争议较大。

黄绍良说道:“首先必须了解该疗法国内外的相关资料,权衡对患儿的利弊,然后要做好家长的工作。在临床工作中,要做到对患儿有益,又有科学依据,在实践中细心医护。凡事都有第一次,关键是要做到风险可控。当时我在承受极大精神压力下,让患儿接受了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维持治疗,患儿完全治愈。”这是我院儿科首例经化疗治愈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患儿至今已健康生活近三十年。目前,大剂量甲氨蝶呤冲击清扫也已是小儿急淋化疗方案中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这次成功增添了黄绍良的信心,也让他和同事看到了希望,从此,黄绍良与同事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小儿急淋的治疗探索,挽救了不少患儿的生命。为了扩大临床研究,黄绍良组织了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多所儿科同行协作组,制定小儿急淋治疗方案,进行多中心的临床前瞻性研究,从九十年代中一直到现在,协作单位不断扩大至广州市,到广东省有小儿血液专科的省市医院。研究方案在实践中修正,从“98方案”、“02方案”至“08方案”,极大促进了广州市、广东省相关医院小儿白血病的诊治水平。至今,广东省一共建立了十一个儿童血液病专科,专业人才不断扩大、学术交流活跃。在黄绍良等人的努力下,广东省目前小儿急淋的无病生存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人类恶性肿瘤中治愈率最好的疾病之一。这不仅挽救了无数病孩的生命,还使他们获得了新生,拥有了梦想!

黄绍良说:“在此,我要感恩的第二个人是香港地区及国内知名的中文大学威斯亲王医院的血液病李志光教授,他是化疗协作组的科学顾问和合作伙伴,参与了临床研究全过程,为广州地区小儿血液病学术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也是小儿比较常见、死亡率极高的难治性疾病,是血液病同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对其发病机制了解不多,治疗更是无的放矢,因此患儿最终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生命的逝去总会触痛医生的内心,使之产生探索再障这一无情杀手的冲动。

黄绍良说:“我们对当时比较公认的“种子-土壤”学说做了研究,试用了一些治疗方法,一些轻症病例可获得治愈,在探索中总会遇到人为阻力。”为了应用当时已初步证实有一定疗效的胎肝细胞混悬液输注治疗再障,黄绍良从产科收集引产胎儿获取制备原料胎肝细胞。一旦胎儿引产成功,无论何时黄绍良都会亲自去取,随后立即在实验室无菌制备,给需要的患儿进行输注治疗。这又一次掀起轩然大波!

随着人们对”再障”了解的不断深入,“获得性再障”被认为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黄绍良及同事也对此进行了免疫发病机制的实验探讨,并引入国外免疫抑制治疗方案,该成果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近十多年更多应用同胞或非同胞造血干细胞移植,取得90%左右的治愈率,实现了变不治之症为可治之症。

 

五、梦想,创新的动力

血液病学是一门实验性极强的学科,可分为实验血液学与临床血液学,从骨髓造血到外周血液标本都易获取,这就方便了临床及实验研究。1987年起,黄绍良开展了造血干细胞培养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没有实验室工作经验,设备不足,实验条件要求高,黄绍良只好亲自动手干技术员、清洁工工作,亲自洗试管和培养皿,准备消毒实验用品,观察实验结果,到兄弟医院实验室及学院基础部李树浓教授实验室请教学习。

黄绍良说:“实验工作既累又费时,中午也休息不了,做实验需几个钟头,看结果也得花一个多钟。细胞培养特别‘娇气’,需要反复试验,不知失败了多少次,差不多花了半年功夫,我才获得稳定、可复制的细胞株培养技术,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掌握了实验手段。”

骨髓移植是治愈地中海贫血、白血病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但由于供体来源受限,该项技术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寻找造血干细胞供源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同行的梦想。1980年代末,中山医图书馆一份“医学信息”中一条不显眼的仅三百字的译文——“输入脐带血液可代替移植骨髓的实验报道”引起了黄绍良的注意。他认为,若此项试验可经过进一步研究证实,既可获得一个不错的造血干细胞供源——脐带血,又能变废为宝。为此,黄绍良进行了体外临床前实验研究(含动物实验),他的“胎盘血移植特性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首个课题,”脐血生物学特性研究”获1999年广东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6年与李树浓教授团队合作的“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项目获CMB(美国中华医学基金)35万美元的资助。在学校、医院的支持下,建立了约3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及中山医科大学岭南脐血库,加快了脐血移植的临床前研究。

1998年1月,黄绍良借用中山三院骨髓移植病房成功进行了我国首例同胞脐血移植治疗β-地中海贫血患儿,这引起了国内业界的强烈反响。随之扩展至小儿白血病,由同胞脐血到非同胞脐血移植。在此基础上建立儿科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以适应病孩移植需求,同时开展外周血干细胞/骨髓移植。

为了解决脐血移植中供体细胞植入,黄绍良在多年实验研究基础上与国外同步(国内领先),试用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s)与脐血联合移植促进脐血造血干细胞植入成功,这为以后MSCs输注治疗急/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自身免疫病等临床研究应用范例。经过近25年“脐血移植”的系列实验及临床研究,2004年“提高儿童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效果的实验与临床研究”被列入卫生部临床重点项目。

同年,“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基础和临床系列研究”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的探索无止境,并日新月异。

 

六、科研育人

1988年,黄绍良开始招收研究生。他说:“为师者必须对学生负责,为他们创造良好学习、科研环境,研究生都是科研团队的一员,在工作中会有所发现,为老师的科研工作作出应有贡献。”绝大多数研究生毕业后都需要回到临床干医生本行,在学期间主要在血液专科病房进行临床实践,培养临床思维,积累一定的临床经验。

黄绍良要求他的学生在前1/3学期结合临床选定研究课题,从中培养其科研思维及实验动手能力,毕业后可在临床工作中独自进行临床科研。选题前的相关文献综述、毕业论文的成文,老师都得多次与学生探讨,修改论文,如何从实验数据或样本资料中分析、综合,发现问题,去粗取精,加以提炼,获取正反方面数据、结论,最终完成一篇有质量的毕业论文。

此外,黄绍良还资助每一位研究生参加一次国内血液病学术会议的学术交流,扩大知识面,结识学术上的新朋友。让比较优秀的学生参与编写他主编的“小儿血液病临床手册”、“实用小儿血液病学”、“小儿内科学“等部分章节,培养他们写作能力。因此,黄绍良的学生们进步都很快,不少毕业生后来成了所在科室骨干,研究所学术带头人,或当地医学院校的领导。多个研究生在学期间或在本单位都独自申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或省级科研项目。

年青一代的成长,使得小儿血液学领域后继有人,黄绍良始终认为,只有通过一代代医师的传承与创新,才能取得更大成绩!

 

个人简介:黄绍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血液专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广东省卫生系统”五个一兴医工程”学术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

1962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1998年赴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作访问学者。其研究成果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主编(小儿血液病临床手册),《现代小儿血液病学》,《小儿内科学》及《实用小儿血液病学》。曾任广东省抗癌协会第一、二届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曾被评为广东省白求恩式先进工作者,获中山大学杰出教师桐山奖及柯麟医学奖,2016年获第四届中国儿科医师终身成就奖。